恒量有约

/ 泽刚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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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的黄某在家附近水域抓鱼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据悉,萧山区人民法院已经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黄某刑事责任及相应的民事责任。作为杭州市首宗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案件,立即引发热议。这起杭州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第一案,为民众提供了环境资源保护的鲜活案例。
    
我国《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不过,对于该罪的认知的确存在难点,比如禁渔区、禁渔期的水域划分,禁用的工具、方法以及“情节严重”的界定等。
    
其实,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在去年11月发布了禁渔令,禁渔区范围包括萧山区区级河道65条,全长497.738公里;萧山区镇级河道220条,全长455.596公里,并附有详细的目录表。不仅仅是杭州,上海、广东等城市都为了保护、增殖和科学利用渔业资源发布了禁渔令,这些由当地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经过大力宣传,公众需要了解,并加以遵守。
    
实践中大多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都由渔业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只有极少数情节严重的予以治罪。比如,组织或者聚众非法捕捞,非法捕捞大量水产品,擅自捕捞国家禁止捕捞的珍贵水产品且数量较大,使用危害水产资源严重的捕捞方法。我国《渔业法》第30条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本案中黄某在禁渔区萧山靖江街道清水湾附近水域抓鱼,使用了电瓶、逆变器、电捕网兜,符合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方法捕捞水产品,综合来看,达到了情节严重。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的基本条件。近些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和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非法捕捞水产品对于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较大,必须加以重视,并及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除此之外,本案还判决黄某承担环境修复责任,这在杭州市也是首例。环境修复作为《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6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将“探索建立环境修复、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作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要遵循的损害担责原则的具体实现制度。
    
法院判决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方式包括经济责任和行为责任。经济责任是判决责任人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成本费用,即间接的环境修复。成本费用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单纯的金钱赔偿并不能让公众对环境、资源保护产生深刻的认识,引以为戒。而行为责任则是要判决责任人自行出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环境恢复,即直接的环境修复。在这种责任形式下,金钱责任和行为责任合而为一,行为人在专业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决定具体的修复技术和措施。本案中黄某在萧山区农业局和萧山区检察院联合督促下,不是通过单纯金钱赔偿,而是购买了25万余尾50公斤的鱼苗在靖江街道有关湾河道内补偿放流,作为履行赔偿国家渔业资源损失,恢复渔业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不仅可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法律的实施与裁判的执行,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虽然黄某认为其主要的犯罪行为“总共不过一斤泥鳅”,没有想到会构成犯罪,但司法评价的则不仅仅是这“一斤泥鳅”,它还要关注社会、环境和其他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图片来源网络)